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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咨詢:師生配比與危機干預之困

周世玲 金慧慧
2021年01月31日09:30 |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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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了,欣欣申請的學校心理咨詢還沒消息,長時間等待給她本就焦灼的心情增添了不安。

申請到心理咨詢,結果也未必如意。龔云菁向心理咨詢師說出自己的心理問題后,隱私被泄露。在學校門口被按倒,繼而被押送進省精神衛生中心時,她內心浮出兩個字——“背叛”。

為什么一些高校的心理咨詢要等一個月之久?心理咨詢師泄露學生隱私是否合適?學校將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學生強制送醫是否違法?

咨詢需排隊?

入學兩個月,上海一所高校研究生一年級的欣欣仍不適應新生活。陌生環境、失戀的打擊讓她感到焦慮!巴砩纤恢,白天學不進去,因為一點小情緒就會大哭!

欣欣申請了心理咨詢,學校心理咨詢中心一個月后才聯系她。其間,她自己嘗試了一些調整方法。

有些學生在申請心理咨詢時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在北京讀研究生二年級的阿枝曾向媒體表示,自己認知功能紊亂,甚至有自殘行為,“不能再等了”。她向老師求助,最終心理咨詢得以在一周內進行。記者聯系上阿枝,她不愿再接受采訪。

排隊現象反映的是近些年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顯現。北京中醫藥大學發布的《大學生抑郁癥狀檢出率及相關因素的meta分析》研究2009年至2019年的文獻發現,抑郁癥狀的大學生檢出率為24.71%。

雷五明是武漢理工大學心理健康與生涯規劃教育研究所所長,在校28年一直負責教授心理健康課和心理咨詢工作。

“做心理咨詢的學生從一開始每年幾十人,增至如今每學期四五千人次!崩孜迕饔X得,接受心理咨詢的學生變多,與學生總數及有心理問題者增加,學生更加認可心理咨詢,學校心理咨詢能力提高等因素有關。

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早在2004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提出,高校要建立心理問題篩查、干預、跟蹤、控制一體化的工作機制。2020年,國家衛健委要求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并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而高校心理咨詢師配備工作仍在推進中。據2018年發布的《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職教師要按照師生比不低于1:4000配備,每校至少配備2名。2020年,教育部在對一份全國人大代表建議的答復中提到,下一步將重點推動解決高校隊伍建設等制約性短板問題,推進專職心理咨詢師配齊建強。

即便配比達標,一些高校的心理咨詢仍供不應求。有心理咨詢師告訴記者,學期結束還有學生在排隊。

多名高校心理咨詢師表示,高校心理咨詢師人手緊張的另一原因在于,職業晉升困難、學習機制不健全等因素導致崗位留不住人才。

四川一所高校心理咨詢中心主任楊紅指出,心理咨詢師是非教師專業技術崗,日常大量時間花在臨床咨詢,而這一工作很難作為科研成果呈現,職稱評審受限。她建議,借鑒輔導員職稱評審單列計劃、單設標準、單獨評審辦法,調整心理咨詢師的職稱評審方案。

干預會泄密?

不是所有申請心理咨詢的學生都像欣欣需要排隊一個月,情況嚴重的可能被學校列為重點關注對象,進行心理危機干預。

雷五明介紹,重點關注對象包括患有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等精神疾病或出現自傷、自殘、自殺行為的學生,心理危機干預是防止、阻止學生出現上述行為。

畢業于福建一所高校的學生羅蘭在校期間曾接受心理危機干預。高三時她患上焦慮性障礙,病情好轉后自主停了藥,加之不適應大學生活,她的病又復發了。

“白天除了上課我不敢出去,晚上自己在宿舍總覺得背后有人,就到床上把床簾拉起來,但還是很害怕。即使室友回來也怕得睡不著,覺得天花板上有張人臉在看著我,”羅蘭說,“因為害怕我忍不住哭,但不敢發出聲音,擔心影響室友,也怕她們會用異樣眼光看我!

鑒于之前家人對精神疾病有偏見,這次她不想讓他們知道,于是就預約了學校的心理咨詢,且叮囑心理咨詢師不要告訴輔導員和家人。

但幾天后的一個早晨,睡夢中她接到心理咨詢中心主任的電話,對方告訴她已經通知了輔導員。

輔導員給她打了很多次電話,說要陪她去醫院,還“威脅”如果不去醫院就聯系她家人,此后隔三岔五打電話了解她的情況。堅持吃藥,生活重心轉移后,羅蘭狀態慢慢恢復了。

所幸除了輔導員,其他人并不知道她的情況。然而,心理咨詢師的泄密行為讓她不再信任心理咨詢中心,即使后來又出現情緒波動,她再沒有去過心理咨詢中心做咨詢。

2020年大學畢業的龔云菁也有過類似遭遇。她大四時被確診為重度抑郁癥,每次去做咨詢,學校心理咨詢師都跟她說,“關于你的任何決定我都會事先跟你商量!

但一次偶然機會,她得知自己的病情被泄露給輔導員和家人。她感覺好像心被捅了一刀,“被出賣了”。

龔云菁講述自己的經歷。 微博截圖

《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第二版)(以下簡稱《守則》)規定,心理咨詢師有責任保護尋求專業服務者的隱私權。什么情況下可以突破保密原則?《守則》顯示,心理師發現尋求專業服務者有傷害自身或傷害他人的嚴重危險,未成年人等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受到性侵犯或虐待,以及法律規定需要披露的其他情況為保密原則的例外。

是否要“泄密”是很多高校面臨的道德困境。楊紅分析,如果學生要自殺,告訴家長可能刺激學生,也會失去學生信任;但不告訴家長,如果學生真的自殺了,家長會認為學校沒告訴他們,“這是學生隱私權和家長知情權之間的兩難!

她處理心理危機干預的經驗是,讓學生感受到心理咨詢師是關心他們而不是推卸責任。她會和學生商量保密方式和內容,選擇他們認可的方式,坦誠利弊,獲取對方信任,并與其建立同盟關系,“學生才是決定自己生死的那個人,而不是其他人!

送醫可強制?

接受心理危機干預遭“泄密”后,龔云菁還被強制送醫。

2020年5月,回學校辦離校手續前幾天,從同學那兒得知自己的病情被泄露,她想聯系相關老師要個說法,但對方“微信不回、電話不接”,之后卻大晚上給她媽媽打電話。

龔云菁情緒激動,在年級群里問“你們就是想讓我死是嗎”,當晚躲了起來。第二天輔導員勸她“過來吧,我們一起聊聊,工作做得不到位的給你道歉”。龔云菁說,她在學校門口出示健康碼時,被從學校沖出來的人送去了省精神衛生中心。

據她回憶,住院期間她熬過了噩夢般的9天,“病區里的患者經常打架,我就差點被打。在一群人的嘲笑聲中醒來的感覺太恐怖了!

精神衛生法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其近親屬、所在單位、當地公安機關應當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千秋表示,強制送醫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不能任意采用,在上述規定情況下采用才合法,“是否出現危害他人或傷害自己的行為好理解,是否有危害他人或傷害自己的現實危險性,法律條文并沒有明確標準!

北京慕公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昌松認為,如果學生沒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危險,只是行為動作有些怪異,除學生自行或其近親屬有權送醫外,學校無權強制送醫。

劉昌松指出,學理解釋中,已經有傷害他人、攻擊他人的行為,或服用大劑量安眠藥、跳河、割腕等自殺未遂的行為,屬于“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有揚言傷害他人或有“我不想活了”之類表示,或有嚴重精神障礙,并發現其采購大量安眠藥、農藥等自殺工具等,屬于“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

鄧千秋進一步解釋,從強制送醫程序的合理性考慮,校方有必要先通知學生近親屬,征得其同意,但學生出現危害他人或者傷害自己的實際行為或現實危險性時,情況往往比較緊急,即使學校的送醫行為沒有獲得當事學生及其近親屬同意,也具有一定正當性。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教授湯永隆表示,如果學生有精神疾病,且存在一定危險性,學校行政管理部門的介入是合理的,但可能因不專業以至于處理“簡單粗暴”。

“社會壓力導致我們即便有正當性也不敢將學生強制送醫,”楊紅說,“關鍵是以什么方式送醫,學生不愿意去,難道捆著去嗎?”

患有精神疾病的學生還可能面臨休學問題。微博超級話題“抑郁癥”里,不少學生講述確診后被學校勸說休學以及復課困難等經歷,一名學生稱,“我剛上大一……我整個人都慌了,學校又要我休學……” 

抑郁癥相關話題。 微博截圖

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提到,學生因病經指定醫院診斷,須停課治療、休養占一學期總學時三分之一以上,應予休學。

鄧千秋表示,如果學生不符合休學條件,學校強行要求休學侵犯學生受教育權。如果學生長期不能正常參加學習,可能面臨曠課處分和掛科,壓力也會進一步增加,學校會建議學生休學,楊紅補充說。

鄧千秋分析,受教育權被侵犯,學生可向教育行政機關投訴,要求其責令學校改正、采取補救措施等。如果是人身自由權被侵犯,建議學生報警。

在楊紅看來,休學和送醫需多方配合,學生心理問題不能單靠心理咨詢中心解決,學校也無法做到24小時監護。鄧千秋表示,如果學生有精神障礙或疑似精神障礙需送醫時,家長作為監護人應負起責任。

(文中欣欣、阿枝、楊紅、羅蘭、龔云菁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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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周世玲、趙艷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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